变法维新都知道康梁:去留肝胆两昆仑确是谭嗣

来源:诗词名句 日期:2017年03月12日 16:44  浏览次数:16

  望门投趾怜张俭,直谏陈书愧杜根。

  手掷欧刀仰天笑,留将公罪后人论。

  ------乍看此诗,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。然也,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[狱中题壁诗]的原诗。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、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、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“狱中题壁诗”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。

  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超。“望门投宿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-------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,更加雄浑悲壮。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,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。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,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。而他篡改绝命诗的目的,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。

 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,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的,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。

  失败以后,康、梁师徒流亡海外,办刊、演讲、作学问,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,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“围园锢后”的密谋,声称是守旧派及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。如后来在《上摄政王书》中说:“戊戌春夏之交,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,强邻之侵凌,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。其时慈官意旨所在,虽非外廷所能窥伺,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,而慈孝感召之诚,终未尝因此而稍杀。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一语。阴行离间,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,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,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,实惟此之故。”这里,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,朝廷误其言,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。因为康、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,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、梁的说法为准。事实究竟是否如此,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。

 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。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 , 一面对维新派及皇帝虚以委蛇,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,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 , 围攻颐和园,囚禁太后;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,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 , 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,一股脑将将和维新派全卖了。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 , 囚禁光绪帝 , 捕拿维新派 , 斩杀六君子 , 致使百日维新失败。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《戊戌日记》,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,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,含糊不清,破绽百出,难以自圆其说。

 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,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。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,发动政变。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,而是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,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,吓的屁滚尿流,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,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,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,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,把维新派“锢后杀禄”的密谋竹筒倒豆子,合盘托出,求荣禄为他作主 。而慈禧在政变之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,又惊又怒,后怕不已,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。如果这个说法成立,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,但他落井下石,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的主因之一。

  除此之外,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。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《诡谋直纪》。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,这本日记中载,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:“汝知今日之危急乎?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,将奈之何?吾欲效张柬之废武后之举,然天子手无寸兵,殊难举事。吾已奏请皇上,召袁世凯入京,欲令其为李多祚也。”又曰;“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,以监督之何如?”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。康有为又曰:“或以百人交汝率之,何如?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,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。”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:“顷梁君谓我云,先生(指康有为)之意,其奏钢皇上时,只言废之,且俟往颐和园时,执而杀之可也。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?”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,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,李提摩太在他写的《留华四十五年记》中说:“(慈禧)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,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,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,而把他放在一边、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,把她监禁在颐和园,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。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,计划在他的支持下,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。”还说:“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,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。

 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,由不得康有为否认。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,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将由他来承担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,并且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的“圣人”光辉形象,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、革命而非改良了。而伪造历史,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。首先,这位以“圣人”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,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。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,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,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,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。康的门生徐勤在《戊戌奏稿》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,将光绪皇帝比于,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。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,实则大谬,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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