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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被塑造成神:三国演义制造了诸葛亮神话

三国 ]  时间:2017-05-10  

三国演义》将诸葛亮塑造成神

诸葛亮能登上神坛,《三国演义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不是罗贯中老先生蓄意造神,而是出于文化人的社会良知,最大限度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原民众的心理诉求。

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产生的背景十分特殊。 南宋王朝同之前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,必然出现难以遏制的腐败并导致灭亡,新的轮回会在民众的无限苦难中发生。所不同的是,这次轮回不是由汉族内部某一军事集团来完成,也不是农民起义,而是以蒙古族入侵实现的。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民众,历来有着大汉族主义的思维定势,无法接受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一事实;更加之蒙古族入侵的同时,伴之以野蛮的种族歧视,并带来落后倒退的生产方式,使得民族矛盾,阶级矛盾,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,以及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交织一起,使这场改朝换代尤显得血腥。

血腥归血腥,历史车轮总得嘎嘎地向前滚动,腐败的南宋王朝,无法与朝气蓬勃的蒙古铁骑相抗衡,临安的陷落,标志着它的灭亡,流亡于福建的南宋小朝廷,不可能得到世人的承认。

然而在当时,不仅有南宋政府的残余势力在李庭芝,张世杰,陆秀夫等人的组织下进行抵抗,更有各地民众组织义军与蒙古入侵者搏杀。正规军也好,义军也好,以及全力支援的民众也好,都需要一面政治旗帜作为号召。然而除了南宋流亡政权这一面破旗之外,别无其它能凝聚人心。

为了使流亡政权具有合法地位,文化人通过以古说今的手段,从历史上寻找依据。有了,他们化妆了三国时期蜀汉的割据政权。既然历史上偏居西南一隅的西蜀政权仍属正统,那么,今天退守福建的南宋小朝廷理所当然也应是正统政权。既然是正统政权,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作旗帜使用。在当时,宁可委屈了死人,也不能让活人遭受奴役;只要能改变现实,宁可以篡改历史!虽然它是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,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。正由于这一背景,各种《三国评话》版本陆续出现,并最终发展为历史宏著《三国演义》。

《三国演义》从四个方面制造了诸葛亮神话。

其一,赋予蜀汉政权和诸葛亮以新的含义。在几千年的古今历史网上,除了三国时期蜀吴两个割据政权外,再没有军阀分裂国家受到肯定歌颂的例证。别说是太平盛世时分裂国家的那些人,如西周初年的武庚、管叔、蔡叔;唐初的杨玄感、刘黑挞;明初的方国珍、陈友谅;清初的郑经、吴三桂等;乘着衰世出现的分裂政权或军事集团,如五代时期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等。虽然他们也打着先朝正统的旗号,仍不为后世所承认。即令在三国前边出现称帝或割据的袁术、袁绍、刘表、刘焉、张鲁等,也没有得到当时及后世肯定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,虽然客观记述了刘备、孙权的称帝活动,但依然持否定态度,所以都没有《本纪》,而只冠以《先主传》和《吴主传》。

《三国演义》反说历史,它赋予蜀汉割据政权已正统地位,将剪灭诸多军阀,促使社会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曹操描述成篡汉奸贼;极力歌颂诸葛亮及其《隆中对》,以及造成国家在即将统一时重新分裂的一系列活动。这不是缘于历史而缘于现实。如果在蒙古人南下、能在临安陷落时,东南出现一个割据一方,并使战争形势相对稳定的政权也是好的,中原民众渴望它并企盼以此为根据展开反攻,最终赶走蒙古铁骑,一统河山。各种三国评话版本的出现,江南民众的百听不厌,都是因为触史生情,是为难以渲泻的万千思绪寻找寄托。由是观之,有关三国的评书现象,已经完全摆脱了休闲文化的痕迹,变成了掩盖在休闲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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